感谢开言第二季，有这样一个机会跟诸位新朋好友一起探讨中国的律师业。我是刘逸星，兰迪律师事务所创始人。

　　27年的律师职业生涯，我有25年都在管理、创设、思考律师事务所的发展，也思考着中国律师业的未来。18年前，我加盟大成律师事务所，率先推动了大成上海分所的创立和大成的规模化网络化之路，也几乎是率先掀起了中国律师业规模化和网络化的浪潮。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中国律师业的国际化。

　　有两个关乎中国律师业未来的数字：6%跟10%。可以预测，中国的GDP将稳定在6%左右，而未来律师人数将保持10%的增速。5~10年后，中国的律师业必然僧多粥少，国内的传统业务绝对是一片厮杀的红海。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群体，必须要拼出一条血路，必须要找到蓝海。

　　首先，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济的增长基本依赖于出口贸易，中国的制造业在40年内为国家积累了47万亿美金的金融资产。这个数字代表着中国未来经济结构的重大转型，代表着中国律师业的未来走向。

　　美国的金融资产仅17万亿美金，日本仅7万亿。中国完全可以动用47万亿美金的资产，践行“一带一路”的伟大国家战略。无论是出于产能过剩的原因，还是国内市场萎缩的原因，还是中国需要重构世界金融体系的原因，以我的判断，杏彩体育官网app这47万亿中至少有10~20万亿，将在未来的一二十年投资到海外去，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我们应该非常清晰地看到，40年来，所有集团公司的优质客户，要么有出口业务，要么有海外投资业务，至少在高管层中也有一些留学归国人才。而我们作为律师，主要价值就是得到客户赏识，业务跟客户有所匹配。如果没有海外背景，没有海外业务能力，意味着在未来的市场中，将很难获得这一批优质客户。

　　我记得在90年代杏彩体育官网注册，中国的经济发展得益于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也就是欧美日韩等企业来中国直接投资。在90年代早期，上海所有律师的创收在两个亿人民币左右，而美国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在华办事处，只有几位美国律师，创收超过了一亿人民币。也就是说，几位美国人做海外投资业务，创收超过了上海一半以上律师加起来的收入，这是第一个“一亿”的故事。

　　还有一个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亿”故事。三年前我到印度，曾和复星集团郭广昌的团队打过交道。他们提到，复星集团某一起收购案例，花了14亿美金。我不能透露客户的商业秘密，不能说他们到底支付给欧美律师跟香港律师多少律师费，但据郭广昌在商会上的演讲，那一年复星集团的海外律师费有一亿人民币。

　　这两个故事都说明一个问题，做海外投资业务完全有可能获得一亿以上的律师费。我相信这样的故事，不只是发生在美国律师的身上，也将必然会发生在中国律师的身上，或许就是你我。

　　还有一个百亿美金的故事。2018年，全球GDP总量是78万亿美金，但据估算，全球每年法律服务市场规模在7000亿美金左右。也就是说，全世界每发生100美金的GDP，就会产生一块钱不到的律师费，即0.8~0.9%。

　　而亚洲银行跟世界银行都已保守估算，随着亚洲整个经济的推进跟转型，未来10年，亚洲将投入万亿美金到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上，基于中国的能力，70%以上的工程将由中国的公司承揽。

　　那么，根据全球律师费支付比例，每年中国的基础设施企业将要付出去70亿美金的律师费。我们知道，2018年，全中国35万个律师在争抢这900亿人民币的国内法律服务市场总额；而这70亿美金，或者说将近500亿人民币的市场份额，到底有多少律师在争抢呢？

　　我做海外投资多年，一直在组建专注于服务基础设施法律服务的海外投资团队，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中国任何哪家律师事务所，在海外基础设施投资过程中的法律服务，能非常完整地达到欧美标准。

　　这些数据和事例足以证明，中国涉外法律服务是一块巨大的蛋糕，也是一个巨大的风口。那么，为什么没有人去做呢？

　　固然，西方的法治有它可取之处，但法律服务本质上是服务业，在这个层面上，西方法律服务未必有那么优秀。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很多法律人都认为，欧美律师的法律文本很漂亮，概念界定得特别详细。但是，我们知道，欧美属于普通法系国家，早期没有成文法，当事人必须在合同中界定清楚，谁是借款人，什么是还款期限，谁是出租方，什么是交割。

　　但随着全球普通法成文法交融之后，即便是普通法系国家，这样一种概念的界定也毫无必要，只不过律师这个行业正如宗教一样，神父做弥撒一定要用拉丁文，和尚念经一定要用古文，都是职业习惯的延续，并不意味着西方律师的法律文本就比东方律师漂亮。

　　正因为这样的审美误判，中国企业的法务团队往往把重大的并购案交给欧美律师或者香港新加坡律师，而不会倚重中国的律师事务所，这是一个方面。

　　其次，也是全民审美的问题。我曾在美国一个20万人口的小城市断断续续生活了两年，但是前来拜访我的律师至少有30人，在当地各种场合所接触到的华人律师至少有100人，附近过来拜访跟微信沟通的中国留学生超过了50人。也就是说，在美国一个20万人的小城市，聚集着200位左右的华人律师跟律师。

　　一个小城市有多少法律业务？为什么这么多中国律师趋之若鹜？中国律师业要国际化，千万不能只盯着欧美，因为到欧美设立律师事务所，很难跟当地的华人律师竞争，更不用说欧美当地的白人律师事务所。相对而言，当事人更倾向于选择当地本土生长的华人律师，而不是外派的国内律师，更何况本身欧美律师事务所在管理跟运作上，比我们更胜一筹。

　　中国的律师业常常忽略中国的律师应该去的地方。律师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有必然的关联，中国的企业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律师业就要朝发展中国家发展。

　　以印度为例，到目前为止，印度至少有1000家中国企业，在基础设施领域至少投入了200亿人民币。中国的OPPO和vivo这两个手机品牌就占据了印度20%的手机市场份额，中国的手机品牌总共占据印度手机市场60%的份额，由此可见，印度的中国企业法律服务市场有多大。

　　但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法律人去欧美留学的，至少有10万人。而到目前为止，到印度留学的法律人不会超过5位，其中4位在我的团队。

　　这么大的蛋糕，这么好的市场，为什么没有人去做？为什么我14年前到印度的时候，会成为第一个研究印度法律的中国律师？为什么3年前我到印度设立律师事务所的时候，是中国第一个为中资企业服务的律师事务所？

　　我在印度开所仅三年时间，并没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因为我来自福建，做生意是非常保守的，但我拿下了一份非常值得骄傲的客户清单。这也就是中国经济“走出去”给每一位中国律师的巨大机会。

　　其实，我刚到印度时也是非常忐忑，第一个星期不敢住宾馆，怕花钱太多，就睡在律所的沙发。我给当地一家叫金桥饭店的小餐馆打电话，问老板，我能不能在周末在你的场地开场讲座？老板说可以。别看讲座现场非常简陋，在场78位企业老总，有二十几位是世界500强企业在印度公司的老总，而且是第一把手。

　　我在上海做大成所主任的时候，约一个银行支行的行长都要用两个星期到一个月，很多时候还被放鸽子。在印度这个小饭店，来了中国银行印度分行的行长、中国工商银行印度分行的行长、中国电信印度分公司的总经理。这说明到了海外之后，做市场的方式和国内完全不一样，也说明海外才是一片蓝海，在小小的饭店都能吸引七八十位身价百亿的老总，来听你讲一些法律知识。

　　同时中国律师到海外为中资企业服务还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就是民族忠诚、文化认同和高效沟通。我们知道，华为案件跟李嘉诚在印度被追400亿案件，这些案件聘请欧美或是印度的律师，很难让他们忠诚于你，因为他们要以本民族利益为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企业到中国投资，美国律所一定要在中国设立123家办事处。这样的文化认同非常重要。

　　还有一个例子。根据我所调查，中国企业在印度的高管，即便是欧美留学回来，即便在印度工作了十年以上，跟印度律师电话及邮件沟通的失误率都在30%以上。为什么？就是背后文化的不同。比如在我的团队，我在微信群中给我手下的印度律师分配任务的时候，他回答我“No Problem”，但“No Problem”在印度的语境中，就类似于中国人的“呵呵”，根本没放在心上，你如果不懂这些知识，沟通就会出现问题。

　　同样的道理。在印度审判是没有期限的，一个案件可以审5年，也可以审50年。当中国企业去委托印度律师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个印度律师会告诉你，这个案件要开多少次庭，要审理多少年。但是只要找到我的团队，我们第一时间会告诉他，在印度是没有审判期限的。因为中国的当事人太在乎这个案件什么时候能结案。类似这样的文化差异，聘请当地律师难以得到解决。

　　也许在座会认为，我在印度的成功只是个例，那么我要分享一个90后小姑娘的故事。我在老家福建创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有个拿着1800块工资的实习生小姑娘，她问我：刘律师，在这个县城我看不到未来，我想出国深造，到哪里留学好？我说，你可以选择去欧美留学，但不保证你能找到工作，你如果选择去印度留学，我可以保证你找到工作。

　　她听了我的话，本科毕业于福建的一个本二还是本三的一所大学，去印度之前英文属于准四级水平，去印度一年半的时间，她把口语锻炼好了，获得了一个硕士学位。毕业之后第一个星期来我的律师事务所，我给她安排了一个任务：国务院法制办委托我们律所举办一场研讨会，整个研讨会由她来主持和翻译。一个来自不知名大学的小姑娘，到印度一年半后，工作首秀居然是为国务院法制办的胡副主任做全程翻译跟项目组织，这就是印度的机会。

　　之后小姑娘的事业突飞猛进。腾讯的全民K歌项目要到印度上市，它的法务通过网络搜索，发现这个小姑娘写了好几篇关于印度的文章，于是如实向法务总监汇报：到目前为止，我发现这位年轻女律师对印度的法律最精通。于是，腾讯的法务团队拍板决定，把律师费将近百万的全民K歌项目，交给了她全程主导。

　　目前，这位90后小姑娘年创收超过了200万。这样的故事在国内可能吗？会发生在一个90后的小姑娘身上吗？不可能，但在印度成为了事实。这足以说明，年轻律师要发展，必须找到差异化的标签。

　　正因为她的身上有印度的差异化标签，正因为她有印度的专业技能，正因为她站在印度的这片蓝海上，可以发展得如此之好。我想，这就是时代给我们中国律师特有的机遇，也是给每一位年轻人特有的机遇。

　　未来这个机遇到底有多大呢？2018年全球律师业100强中，美国人拿走了81席，英国人拿到了12席，中国仅2席。而与之对比，中国的GDP已经占据全球的15%，2018年世界500强企业中，美国126家，中国125家，仅一席之差。也就是说，在海外投资这一块，中国基本跟美国旗鼓相当。但为什么在世界100强律所中，几乎没有中国的身影？

　　现实虽然悲观，但也意味着未来无限可能。律师业的发展必须紧贴经济的发展，只要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把路径找对一点，找到正确和科学的方法，这一块大蛋糕必然属于在座的每一位。未来世界的舞台上，必有中国律师的一席之地。

　　我执业第一天，父亲给我写下一幅字：“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但在这27年摸爬滚打的律师生涯，我曾一度感到非常惭愧和惶恐，尽管自己非常积极努力，但一味地追求创收，似乎和这10个字渐行渐远。

　　后来，当我拥有一点点财富的时候，我才发现财富不是我真正追求的，我几乎没有帮自己买过一千元以上的烟酒等消费品。即便像昨天，主办方一定要给我定高档酒店，我还是乐意自掏腰包花了147元住了一个便捷酒店，物质对我来说不是很重要。

　　我在创办上海大成的时候，几乎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大成从几十个人到几百个人，创收从几千万到几个亿，只用了短短两三年的时间，但管理过程中我分文不取，乃至费用一分钱不报销。

　　为了年轻律师的成长，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培养跟辅助他们身上，把两三百个一年级的年轻律师，培养成了创收几百万乃至上千万的大律师。我发现，我的人生价值可能并不是追求财富，而是追求身为律师的使命和荣耀。

　　欧美律师的霸道刺痛我的神经，在我的内心深处，律师这个群体一定要有民族性，中国的律师业一定要有自己的领地。离开大成创办兰迪，就是为了践行我内心深处的梦想。我希望打造一家由华人律师主导的国际大所跟强所。

　　当我创办印度兰迪的时候，几乎是筚路蓝缕。在雾霾的德里，我睡办公室睡了将近一年；即便是47度的高温，我仍然西装笔挺拜访客户。在印度，为了团队的发展，我告诉所有团队成员，所有的投资由我投入，我分文不取，五年所有的收入全部用于团队发展。

　　两年前，当我创办上海兰迪的时候，我告诉所有合伙人，任何投资的款项由我来垫底，我在兰迪的所有收入只用于团队发展以及福利慈善。这一段时间，我告诉我的市场营销团队，不要心疼钱，大胆摸索出现代网络的营销方式，让这么多年轻的90后在未来都能拿到20万、30万，乃至50万。

　　这些事例并非证明我不贪婪，其实我还是贪婪，我贪婪中国律师业的未来，我贪婪我在中国律师业未来的江湖地位，我贪婪在团队中的精神愉悦，我贪婪集体力量的温暖，我更贪婪，在世界舞台上能有中国律师的声音。